预警：
*纯三次向背景，配角非游戏角色请注意
*有小刀，结局是be
*1.8w字一发完
那么按照国际惯例，正文开始
海港城市的初夏永远是灯火通明却十分闷热的，哪怕是在夜晚，城市也像一个大蒸笼，来来往往的行人如同蒸笼里的干蒸点心。
橙发少年站在离海不远的人行道上，手指拨弄着锈迹斑斑的吉他弦，琴音伴着清脆的歌声飘得好远。
少年身着一件已经洗的发黄却依然很干净的白色短袖，一条褪色的牛仔裤，和一双脏脏的运动鞋。衣服裤子明显跟不上少年生长的速度，短短地悬着，被海风吹得晃啊晃。
1998年的夏天，自称为达达利亚的俄罗斯男孩在中国东南的沿海城市街上，迎着海风在太阳落山前唱了三首歌：《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真的爱你》。
阳光掉下海去，路灯便亮了起来。达达利亚背上起了一层薄汗，身前的吉他包里的钞票数目已经较为可观了。他一边喝水一边估摸着，一会儿兴许可以上排挡要一份加大排的骨汤面，然后再找一个有热水的小旅社洗个澡，弄干净汗津津的衣服，最后靠在枕头上睡一觉。
休息间隙有听得舒畅的听众上来搭话，那男人操持着一口东南普通话。
“小哥哪里人？”
达达利亚朝人群笑笑，露出几颗整齐的白齿。
“苏联，老家在莫斯科。”
“什么苏联啊，现在是俄罗斯啦！”
“差不多。”达达利亚又喝了口水。“我待在中国的时间比待在老家长。”
“听出来了，中文说得挺灵。”男人嘿嘿地笑。“唱首俄语？”
“行啊。”达达利亚半开玩笑地抄起吉他。“我唱了，你一会儿可要请我吃面。”
“没问题。”男人也笑，眉眼弯起来。
带锈的吉他弹不出恢弘的弦乐，少年人的唱腔也唱不出八分的忧郁。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被他唱得轻快，路人们听得也入迷，停驻脚步听少年人忘我地唱，唱跨越了五分之二个地球的异国曲调。
一曲毕，他顾不上观众的掌声，把吉他压进放了半包碎钞的吉他包里，上拉链时却被那男人拍了拍肩。
“我请你吃排挡，走呗。”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吃饭这方面达达利亚从来不和谁客气。两碗大排面下肚，险些被汤水呛到。
请客那男人一边说你慢点吃没人和你抢，一边让排挡老板再加个炒面线。
“小伙唱歌好听。家人也在这？”
达达利亚艰难地把嘴里的食物咽下一半，才勉强呜呜地能说出话来。
“我没有家人。”他想想，又加一句：“前些年我一个人从莫斯科往南走的。”
“一直卖唱？”
“对，一直卖唱。”达达利亚就着蛤蜊汤把另一半食物也咽了下去。“反正我也挺喜欢唱歌的，在哪待累了就换地儿。”
“不考虑稳定一点的工作？”
“没地方收我啊。”他笑了，看不出是真的发笑还是自嘲。这张年轻的脸笑起来永远是开心的样子。
“我收你呗！”男人也笑，“来我酒吧驻唱吧，工资按月开，一个月六百，够你趁食。”
“老板，你可别唬我。”达达利亚挠了挠乱糟糟的短发。“六百可不少啊！”
“现在这边进厂子拧螺丝焊铁也就七百多。你唱夜场还包早晚饭，来不来吧。”
“来，当然来！”达达利亚搁下碗，蓝色的眼睛里都在冒光。“谁不来谁傻子。”
“我们酒吧小，只有你和一个调酒的。以后你俩搭班，等你吃完我就带你过去……诶，吃慢点，别呛着了……”
“会唱哪些歌？”老板在把他带到酒吧的路上问。
“基本就今晚那四首，还会噶秋莎，山楂树和红日。”达达利亚有些心虚。
“刘德华会伐？”
“不会。”
“张国荣呢？”
“听过几次。”达达利亚挠了挠头。“但是不会。”
想了想，又倔强地挣扎了一句：“不过我还会好几首beyond。”
“算了算了，以后慢慢学吧。”酒吧老板大气地挥了挥手，停住脚步转过身推开一扇木门。“喏，就这儿。过会儿给你找个随身听，你可要好好学咯！”
1998年夏天的夜晚，沿海的小酒吧里，年轻的驻唱达达利亚第一次遇见名为钟离的调酒师。
酒吧很小，管理起来也就方便。进门右边是吧台，吧台里面是一排酒柜和一个小冰箱。身着白衬衫黑马甲扎着长辫的调酒师站得漂亮挺拔；吧台外面则是一排高脚椅，不多不少，正好十个座位。
门左手边是一个颇为狭窄的长方形演唱台，两个二手音箱放在台两侧，中间支着一个话筒，话筒架后面，高脚凳面上的咖色人造皮革已经被磨去了大半。再往里走是后厨，老板兼职厨师，在里面煮毛豆花生和鱼干。
第一天工作倒也不大忙，客人来来去去，达达利亚只顾一边弹吉他一边唱，反反复复把那几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他抬着头唱歌，目光越过话筒，映入眼帘的是客人，是酒柜，是吧台，是吧台后头那个同样抬着头调酒的男人。
他们的目光穿过人群，在离地181厘米的地方交会。温润的金色瞳孔离自己不过四米远，他看见钟离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顾客交谈的声音似乎在一瞬间消失了，伴随着冰块撞击玻璃杯的叮叮当当声，达达利亚听见自己在唱噶秋莎。
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на крутой.
……
凌晨六点，最后一批喝得烂醉的客人互相搀扶着离开酒馆。钟离终于从吧台里走出来，把门口“正在营业”的牌子翻了个面。老板从后厨提着一个电饭锅和一盘子腌菜拼卤鱼干挑开帘子，哐哐地放在吧台上招呼着吃饭。
老板夸达达利亚唱得好，人长得也靓；钟离不怎么说话，只是一边小口吃饭一边跟着点头，达达利亚透过他金色的眼瞳却没看到午夜的笑意，便一边就着卤鱼干大口扒饭一边应和着。看着眼前那人光吃饭和腌菜了，顺手夹起一块鱼放他碗里。
钟离看着碗里的鱼干微微愣了一下，还是就着饭吃了。老板笑着拐了拐达达利亚，说：“他不吃海鲜的。”
“不是本地人？”他有些惊讶。
“嗯，他老家在华北平原，内陆。”老板像想起什么一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随身听和一副耳机放在达达利亚眼前。“这些歌先学会喽，白天好好休息，睡醒了学一学，学得好晚上过来我给你加个煎蛋。”
“谢谢老板。”达达利亚听见煎蛋这两个字就兴奋得不行，盘算着一会儿去买件新衣服，上台不至于太磕碜。
老板笑着摇了摇手：“害……什么老板，我姓刘，叫我刘哥就行。对了，还没有住所吧？”
“对，暂时没有固定住处。一会儿我去港口的青年旅社看看。”
“阁下不介意的话，去我住所暂住也并非不可。”一直安静吃饭的钟离终于开口。“房间虽小，但正好有两张床，落脚歇息倒是绰绰有余。”
“阁下阁下，你说话怎么老是文绉绉的，像个先生似的。”刘哥打趣道。“行行行，你们辛苦了，就先走吧。今天轮到我洗碗做卫生。钟离先生你可得好好带着你这小同事。”
达达利亚朝刘哥挥了挥手，背起吉他走在钟离的身边，笑着扭过头说：“那就承蒙先生照顾啦！”
太阳刚出来不久，正悬在海面上。朝阳把海水印得金灿灿的一片，海潮翻涌着，向岸边推出一条又一条白浪。
从酒吧沿着海滨路走半个小时，再拐进一个小巷子，巷子的尽头是一栋破旧的筒子楼。钟离租的房子在二层，与楼体外观不同，房间虽小却十分干净。厨房公用，进门左转是狭窄的卫生间。越过卫生间的门摆着两张约莫一米宽两米多长的小床，床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地，靠着墙是一台颇有年代的黑白电视，一台DVD播放机和挺小的衣柜。
“睡吧。”钟离给空着的那张床换上床单和被子，抬手拉上了蓝色的窗帘。阳光透过窗帘把小小屋子映得发蓝，达达利亚这才发现自己真是累坏了，蹬掉运动鞋都没顾得上盖被子，便趴在床上沉沉睡过去。
迷迷糊糊间，他闻到潮湿筒子楼里无法消散的霉味，闻到公用厨房里炒菜的香味，闻到晒过的被子上特有的阳光的味道。他听到钟离轻轻的呼吸声，听到不远处海潮的声音，听到楼房里木头框架摩擦的微小噪声。然后，有人轻轻推了推自己。
“该吃饭了。”
下午两点，钟离把靠墙的折叠桌展开，放在床和电视间的空位上。他煮的面十分清淡，面水里撒上些盐和酱油便构成了这碗面的全部味道。黑白电视里在播新闻，达达利亚一边吃面一边戴着耳机哼哼唧唧地学歌，一首忘情水哼出一股子酱油味。
刘德华的带子哼了一下午，达达利亚坐在地上抱着吉他唱《忘情水》和《你是我的温柔》。楼下的房东上来咣咣咣把门敲得震天响，指着开门的钟离的鼻子就是一顿臭骂。
“声音小点啊你们屋，不住就滚！”接下来是一段难懂的本地骂人话。
钟离沉默地听完，然后不停道歉，房东却是哼哼唧唧地站着不走。他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一张十块的纸钞。
“实在抱歉，今后会注意的。”
房东见了钱才收敛些，骂骂咧咧地下楼去了。
钟离把门轻轻关上，回头却是一张带了微笑的脸。金色的瞳孔在光下熠熠生辉，眼角笑得弯弯，很是好看。
“嘘，小声一些。”
达达利亚光着脚踩在地板上，轻轻把吉他放在墙角，站在那像弹吉他一样一边拨弄空气一边小声哼唱。钟离站在后面许久，声音带着笑意。
“好听。”
达达利亚听见身后的人这么说，不知怎的，脸竟有些发起烫来，已经练熟的调子也磕巴起来。
晚上演出的时候，达达利亚换下了穿了很多年的旧衣服，穿着钟离借他的白色的短袖衬衫配着一条清爽的绀色西裤。他还在上班路上用卖唱攒下来的钱顺手买下一双回力的板鞋，然后十分洒脱地把之前捡来的运动鞋扔进垃圾桶——就像扔掉了那些四处流浪的日子一样。
刘哥听了他的歌后，默默在他的碗里加了两个煎蛋。
达达利亚还是强行往刘哥碗里加了个蛋，把他感动得一边吃一边感叹：“真是个好孩子啊有蛋吃还不忘孝敬哥哥。”剩下一个蛋用筷子夹断，一半给自己一半夹给收留自己过夜的钟离。
“若觉得我那不赖，不如以后就和我住一起吧。”钟离抬起头看着眼前大口扒饭的少年。“免得阁下四处寻住处。”
少年人抬起头，笑得灿烂。煎蛋的油花还挂在脸上，酒吧变换的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光亮且英俊。
“好呀！”
日子过得颠倒，晚上钟离调酒，达达利亚坐在对面一边盯着他看一边唱歌。少年人唱得眉目含情嘴角带笑，看得吧台里的人也跟着微笑。中场喝水休息时钟离总能熟练地从口袋里变出一颗润喉糖递上去，达达利亚把糖含嘴里，任由薄荷味从舌尖凉到胸腔，心脏却是火烧般滚烫。直到估摸着休息得差不多，他才依依不舍地把糖嚼碎咽下去，然后凑近话筒抱着吉他，唱的歌都飘出薄荷味。
破旧的筒子楼在每天早晨七点半准时迎接驻唱男孩和调酒师，又在傍晚五点十五分目送他们沿着海滨路离开。房东依旧时不时为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找麻烦，最后都是收了钱然后骂着下楼，把楼梯跺得地震般响。
达达利亚第一个月领到六百块的工资，破天荒地请钟离去吃眼馋许久的广东糖水。双皮奶上加芒果要一块钱，不加只要六毛。达达利亚想了想还是各点了一份，把有芒果的递到钟离那边。
钟离却是看了看甜点上黄澄澄的果肉，抬起手挖下一半扣进对面少年的碗里。
剩下的钱交了房租水电还剩下四百。达达利亚坐在床上看着手里前所未见的大额票子，四张纸被来来回回地数了好几次。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规规矩矩坐在地板上看电影频道的钟离。
“先生，要不我们一起攒钱买房吧。”
钟离回过头来，神色讶然。
“总被房东找茬也不是个办法，而且这地方霉味实在是……”
“好。”他突然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拿出几张同样红彤彤的票子。“下午去银行办个存折，我们每个月往里面存五百。老一点的小区的话，差不多三年能攒到首付……”
“三年太久了。”达达利亚仔细想了想。“实在不行换个好一点的地租房也行。”
“现在正规一点的房都是一年起租。”钟离低下头默默心算了几秒。“不过按照我们存钱的进度，大概明年一月份可以攒够一年的租金。”
“等住上了像样的房子，我们就有家了。”达达利亚坐在床上抱着吉他嗤嗤地笑，眼里满是憧憬。笑了一会儿，又开始自顾自地哼起《红日》来。
钟离从前总觉得日子单调漫长，和达达利亚一起过的日子却流得很快。这城市几乎没有秋天，闷热过后便是沿海地区冬日特有的湿冷。
东南没有暖气，小屋里也没有什么取暖设施。钟离到了冬天手脚和石头一样凉，早上缩在单薄的被子里冷得睡不着。
突然一阵温暖把自己包裹起来，麻木的大脑渐渐有了些许意识，这才发现自己方才被冻得一直发抖。达达利亚不知什么时候跑到这张床上把自己抱在怀里，自己手脚都被裹紧慢慢回暖。
“嚯……先生你怎么那么冷？”身后那人言语间说话的热气打在自己后颈上，热浪奔放而滚烫。“快睡快睡，我给你暖着。诶，我唱歌给你听……”
少年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喜欢你
那双眼动人
笑声更迷人
……
这小子似乎是beyond的狂热粉丝。钟离心想，他总唱beyond。
身体渐渐暖和起来，眼皮却慢慢耷拉下去，呼吸也趋于平稳。他终于在一片炙热的白浪中闭上眼。
一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好在刘哥的酒吧里有个很老的铜火塘。整间酒吧烘得暖洋洋，达达利亚的歌也唱得舒畅。
他从随身听里学会了刘德华，学会了罗大佑，还学会了几首张国荣和齐秦。歌单愈是丰富，歌唱技巧就愈是熟练。1月工资存进去以后，钟离站在银行门口盯着存折上的铅字，在寒风中点了点头。
“已经够了的。”
“后天下午就去办好手续吧。”达达利亚把他冷冰冰的手揣进自己的口袋里捂着，一张嘴就能哈出一口白雾。“先回家。”
“嗯，回家。”他捏了捏达达利亚的手作为回应，金色的眼瞳中满是柔和的笑意。
家。达达利亚看着白色的海浪击打礁石，无端恍惚起来。
是啊，他有家了。
火塘里黑煤炭烧得噼啪响，达达利亚坐在椅子上和往常一样唱，那唱腔却更加快活透亮。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成清晨，山楂树也在列车轨道旁心花怒放。
钟离静静地看着他，手里的杯子摇得乒乓响。俊朗的眉梢下，金瞳里却尽是温柔的波光。
冬天酒吧客人稀少。刘哥冻得有些感冒，也不见有人点小食，便很早回家了。于是只有四个看似熟识的小地痞坐在吧台边吵得很大声。达达利亚心下厌烦，不过倒也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铁律。他放下琴，从钟离口袋里顺了颗润喉糖便走进寒风里去。小酒馆没有厕所，沿着海滨路走到海滩边上有一个免费的景区卫生间，来来回回得耗上十分钟。
男厕的灯坏了许久，上面的瓦掉了几片，透进一点月光来。周遭是很浓重的烟味，借着月光，墙上贴着不堪入目的小广告。
他看着透下来的月光，不似电影中那般惨白，而是温暖的鹅黄——有些像那个人的眼睛，温暖而明亮。不知缘由地，他突然迫切地想见那个人，他想现在就看到那双眼睛，想对着他唱很多很多情歌，唱到嗓子沙哑，琴弦绷断，一直唱到东方欲晓。
他几乎是跑回到酒吧，门打开，却见那四个地痞不知什么时候跑到柜台里去了。钟离被三个人摁在冰箱上动弹不得，领带被团进嘴巴里，黑色马甲在地上被踩出许多鞋印，塞在西裤里的衬衫被扯出来几乎敞开，呜呜地挣扎。矮胖的流氓正把肥腻的手往他衣服里伸，达达利亚听不懂方言讲出来的污言秽语，却能读懂四双眼睛中赤裸裸的戏谑。
大脑一片空白。
他听到钟离在自己耳边说话。
——他在说：“阁下不介意的话，去我住所暂住也并非不可。”
他抄起琴砸在那胖地痞头上，琴砸坏了，弦邦邦地崩断，手腕被断弦弹出血痕。
——他在笑：“好听，”
他跨坐在那人身上，用尽全力地一拳接一拳，手打在肥头大耳的脸上，鼻梁都打得歪过去。鼻血像极了水龙头里的水一样喷在地上，喷在自己的白衬衫上。
——他在看着自己：“不如以后就和我住一起吧。”
精疲力竭的他被拽着头发拖开，嘈杂的谩骂声如决堤的洪水一样顺着耳道冲上脑门。肚子挨了重重几拳，胸骨似乎被踢骨折了，血腥味一下子涌上来。他们踹着他的膝骨用蹩脚的普通话让他跪下。眼前开始出现断线电视一样的雪花，鲜血喷吐在地板上。
——他捏了捏自己的手：“嗯，回家。”
回家。
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他梦见1991年11月的莫斯科，一个漂亮的女人身边跟着两个孩子，怀里还抱一个。女人轻轻拍着怀里那孩子的脊背：“托克乖，托克不哭。”然后，湛蓝的目光投向自己。
“阿贾克斯，过来呀！和妈妈一起走吧！”
名为阿贾克斯的小男孩却倔强地摇了摇头，拉住旁边男人的手，冲妈妈喊：“我要和爸爸在一起！”女人在原地驻足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带着三个孩子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暴雪里。
12月25日的晚上，他和父亲在空荡荡的餐厅里吃晚餐。大列巴配土豆泥，是这个国家很家常也很简单的饭食。收音机在餐桌正中央立着天线播新闻，电流音伴随着人声显得十分刺耳。
阿贾克斯看着呆滞的父亲，最后还是收起碗碟和勺子走进厨房。他十岁，已经不用踩着凳子做家务。身后的收音机还在咿咿呀呀地响，直到他听到最后一句。
“苏联正式解体。”
收音机被人摁掉，随后是抽屉摩擦的声音。几秒钟后，他听到了一声枪响。
砰。
回过头，父亲一直锁着的抽屉是打开着的。男人脖子上还挂着曾经令他引以为傲的荣誉奖牌，手捏着枪从嘴里滑落下来，嘴角满是鲜血。他脑后的墙上是一个深深的弹孔，脑浆和血沾在墙上，在零下二十度的莫斯科冬日里冒着热气。
1991年的12月25日，阿贾克斯的弟弟妹妹在大洋彼岸的土地上拆开自己的圣诞礼物。他们的新爸爸扮成圣诞老人，带他们围着圣诞树唱歌。
同一时间的莫斯科，小阿贾克斯无助地望着父亲慢慢变冷变僵。他抹了一把眼泪，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融入暴雪里，永远离开了这个住了十年的房子。
他没有家了。
其实说一直唱歌谋生是骗人的。阿贾克斯刚出来那段时间先是偷，然后慢慢学会了抢。一直往南走，走到国界，顺手从一个看上去差不多大的男孩口袋里顺出一本护照，然后假装自己是护照的主人——达达利亚，浑水摸鱼地跟在几个大人后面走进一个陌生的国家。
当时已经是1993年五月份了。在东北他依然偷东西，然后扒着火车从一个地方跑去另一个地方。时不时被人发现，却也只是看他是小孩——还是个生得漂亮的外国小孩，便草草批评教育然后放走。直到有一次他去幸福商场偷一块好看的金色宝石，被几个店员打得只剩一口气扔到路上。路过的行人看不下去，顺手把他领回去。
那人说他曾经是工人，他爷爷是工人，他爸是工人，他也是工人。1991年，东北的工厂大规模停工后，他从曾经光鲜的“工人”变成了“下岗工人”。那年，他30岁。
同事们纷纷南下，或打工，或创业。他却在家乡开了个小小的吉他店。他喜欢beyond，也会弹吉他，在工厂倒闭前，他每年都是文艺表演的冠军。
阿贾克斯，或者说——达达利亚在吉他店里养好伤后，那人便教他弹吉他唱歌。店里几乎没什么顾客，他教小孩唱beyond，唱红日，还教小孩如何编曲，如何用各种指法弹琴。
无聊的时候，他关了店带达达利亚在城市里乱逛。市中心有一座很高的玻璃大楼，据说是近几年修的，占地是当时工厂的多功能大厅。男人在夜幕中指着那栋灯火通明的楼，像是对达达利亚说，也像是自言自语：“我以前总在那里弹琴。”
然后一大一小两个人，会在那里站很久很久。最后男人把嘴里的烟扔在地上，踩灭。眼里尽是一片死灰，轻轻说：“小孩，走吧。”
直到一个多月后，达达利亚和背着吉他的男人站在吉他店门口，看货车一趟一趟把店里的东西清空。然后太阳落了下去，新的店家又开着货车来一趟一趟卸货上架。
他把自己的吉他递给达达利亚，说：“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他说：“卖唱也行，不要再偷了。”
他说：“小孩，以后做个好人。”
第二天一早，城市还尚未醒来，达达利亚背着吉他走向火车站。他突然看见这座破旧城市最高的楼房上站着那个弹吉他的男人。太阳照在他的脸上，他似乎也看见了地面上渺小的自己。隔得很远，达达利亚却看见了——他在笑。
他笑着冲自己挥挥手，然后从这座城市最为壮观的全玻璃大楼上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
再醒来时眼前是一片蓝色。他躺在出租屋的床上，浑身火烤似的疼。
“醒了？”钟离坐在旁边，手里是一碗放凉的粥。
昨晚打斗的声响惊扰到巡逻的警察。所幸少年人身子硬朗，除去一根肋骨有裂痕外基本都是皮外伤。那边的胖子可不那么轻松了，五六处骨折不说了，还被达达利亚一吉他敲出脑震荡，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警察自然也比较“公平”，各打两棒子又互相赔医药费。达达利亚伤得轻，十五块做了个全身检，三块钱的红花油和五毛钱的绷带一开，最后连医生都说没啥事了带走吧。
那地痞就比较严重了。
“那我们……存折上还剩多少。”达达利亚闭上眼
钟离低着头，搅了搅碗里的粥。最下面的热粥倔强地冒出最后一股子热气后彻底凉了。
“二十五块。”
“对不起……”
“应该是我对不起阁下。”钟离却笑着拍了拍达达利亚的头。“静卧静养，我下楼热粥。”
走到门口时，他又像想起什么一样转过身来。
“谢谢。”
下午刘哥来了一趟，带着一篮子水果，在达达利亚面前用普通话混杂着方言问候了那四个痞子的祖宗十八代。达达利亚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脑袋。
“我错了刘哥。”
“错，你错个屁！”刘哥敲了敲他的头。“错的是那群小流氓，有你什么事？你说你错了，我还要夸你打得好呢……”
“不开除我？”
“开什么除。”刘哥突然绷不住笑了出来。“你小子是不是自己不想干啦？我不说开除你乱猜什么呢！准你三天假，休息好了赶紧回来上班。”
可能是达达利亚揍得太狠，那些地痞甚至都不敢再走海滨路。不过跟了自己五年多的吉他坏了这件事多少让他有些难受。钟离晚上工作，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又倒不过夜班的时差，便百无聊赖地拉开灯帮着收拾房间。
房间的灯许久没开了，显得十分昏暗——毕竟晚上鲜有人在，白天他们在家的时候也不必开灯。房间其实平日就被收得干净，他又用抹布把地板擦得锃亮。最后他打开了墙角的衣柜。
钟离衣服少，自己的衣服也少——就算放在一起也显得整个小衣柜空空如也，就那么几件衣服孤零零挂在杆子上。他坐在地上折裤子，这才看见衣柜的角落里有一个带锁的小盒子。
但锁并没有扣上。
“随便开别人东西恐怕……”如此想着，他却还是神差鬼使地把盒盖往上一翻。
映入眼帘的是一支漂亮的钢笔，再往下压着几本证书、几张有些发黄的纸和一封没封口的信。
信封上的英文写得娟秀漂亮，里面是一沓写满英文的纸，还有一盒封在透明塑料盒子里的老式卡带。达达利亚在家庭变故前读到小学四年级，兴许学过一些单词，但现在几乎忘光了。他看不懂，干脆又往下随便抽出一个红本打开——在这个国家流浪这些年，简单的汉字他还是认得的。那是一本知名影视学院的毕业证。
学生钟离，专业导演系，毕业时间1995年。
钟离打开房门，窗帘是拉好的。少年躺在自己的床上，从被子里钻出一顶橙色的杂毛和一双蓝色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他换下衣服躺在少年身旁，盯着他额角的淤青望得出神。
“睡不着？”
“嗯……”橙色的头发在自己下巴上拱了两下。“疼。”
达达利亚是真的疼。躺在床上才感觉到每一处淤青都在胀痛，尤其那裂了的肋骨不小心压到床板，更是疼得他轻轻闷哼出来。
他满头大汗地抬起头，对上金色的眸子。
他听到有人在清唱。
那人声音低低的，成熟而好听。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里一丛丛
我找不到他的行踪
只看到那树摇风
……
钟离在唱歌，和冬日早晨收工后的达达利亚抱住冻得发抖的自己时那般唱得温柔。少年闻着那声音闭上眼，能听到自己心脏正在有力地跳动。
……
南屏晚钟 随风飘送
它好像是敲呀敲呀
敲在我心坎中
南屏晚钟 随风飘送
它好像是催呀催呀
催醒我思乡梦
……
清晨的天上还挂着零零散散几颗星子，钟离的歌乘着窗户外的海风飘向1991年12月的莫斯科，飘进10岁的阿贾克斯耳朵里。南屏晚钟在雪原里敲响，一下一下敲得人胸口发烫。
嘴唇陷进一片湿润和柔软里，钟离不唱了。达达利亚抱着他在不到一米宽的床上接吻。吻到海水涨潮，吻到城市苏醒，吻到最后一颗星星扑通一下砸进海里。
市中心的商城一楼有一家当铺，三楼有一家琴行。达达利亚在床上躺了两天，眼看第二天傍晚就要回去上班，吉他却碎成了几块，他睡前还在嘀嘀咕咕地恼成一团。好在消炎药有些催眠的副作用，少年才皱着眉睡着了。
少年睡得死，钟离盯着他的脸看。他的脸是真好看，皮肤白皙光滑，鼻梁高挺，橘色的发丝软软地垂下去，眉头却拧在一块。他想了想，像是决定了什么那样悄悄爬起身来，从衣柜里那个小盒子里拿出漂亮的钢笔，然后穿上鞋小声地下楼去了。
他拿着钢笔走进商城——先去了一楼的当铺，又去了三楼的琴行。回家的时候兜里少了支笔，手上却多了把琴。日本雅马哈的，41寸。新换的弦，弹着甚是好听。
海滨路上开始张灯结彩，卖年货的小贩也在酒吧附近支起摊子来。早晨收工的时候街上没什么人，他们便明目张胆牵着手往筒子楼走。钟离看着满目映红的大街神情有些恍惚。
他张了张嘴：“快过年了。”
不同于海滨路上其他那几家规模挺大全年无休的商业酒吧，刘哥给了他们五天年假，还发了两百块的年终奖金，外加一支五十块钱的进口烈酒。
租碟店老板也快回家过年了，卷帘门半掩着，正赶上下了工的钟离拉着达达利亚走进去。老板坐在收银台耷拉着眼皮子点烟，火苗在达达利亚瞳孔里一窜一窜。“你们要看啥？”
那是1999年2月，DVD出现的第三个年头。
达达利亚没看过什么电影，自然插不上话。得亏身边那先生是导演系出生，说电影倒是一套一套的，听得他云里雾里，暗中咋舌。
钟离先是问的有没有陈凯歌，那老板摇摇头说租出去了。又问张艺谋，老板也摇头。最后问的王家卫，老板终于不摇头了。他站起身在柜台里翻翻找找，找出一盒落了灰的春光乍泄。
“只有这一盒了，要吗？”见钟离点头，老板收了钱把碟片盒子递他手上，小声嘀咕。“换一碟不好？讲变态的有什么好看……”
话说一半，他抬起头看见眼前两年轻人牵在一起的手，突然闭上嘴。
钟离却不答话，拿了碟道了声谢便拉着达达利亚走人。走出没多远达达利亚转头看，只见那老板正使劲用湿抹布擦他们方才站过的那块地板砖。那块砖同其他的一般干净，那老板却擦得上劲儿——恨不得把那擦出一个坑。
房东连同其余两个租客都回老家过年，筒子楼里只剩下他们两个无家可归的人。钟离说除夕夜要吃得好一点，于是趁着菜场关门前和达达利亚进去买了一小块腊肉，一小包熟食，还买了一盒做好的粉蒸肉。腊肉一半切了和辣椒一起炒香，另一半煮成高汤，再随便加点蔬菜进去就是一份简易的火锅；米只需要两小杯便能煮出两个人的量。
三盘菜两碗饭一锅火锅一支酒，小小的折叠餐桌塞得满当当。达达利亚把邻居没带走的小电炉拿来暖着，房间终于热乎起来。黑白电视上播着春晚，正是第二个节目，几个外国人站在上面讲相声。达达利亚听着好玩儿便嘿嘿嘿地笑，钟离趁机在少年的碗里多塞了几块腊肉和粉蒸肉。刘哥给的酒被达达利亚用牙齿把盖儿咬开，又去公共厨房寻了两个小酒杯。
“阁下，喝酒伤身啊。”钟离无奈地抿了一口。
“酒确实不是个好东西。但是过节嘛，不喝不行！”达达利亚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却被呛得狼狈地咳出泪来。
吃罢饭，折叠桌折好了靠在墙角。钟离找了两个垫子放在空地上，正往碟片机里塞春光乍泄。达达利亚却是喝多了，晕乎乎地抱着膝盖坐在垫子上傻笑，盯着电视的眼睛都在泛光。
电影的开头是两个男人纠缠的身影。少年人羞得脸红，小心翼翼地瞟旁边的人。那人却是看得十分认真，金色眸子亮得像月亮，像金子，像幸福商场专柜里最好看的那块金色宝石。
他又瞅着电视，何宝荣说：“黎耀辉，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黎耀辉和何宝荣在布满油污的狭小厨房里跳舞，达达利亚醉得迷糊便一边傻笑一边往钟离那边靠。啪地一声被钟离托住腰，他也不躲，反而顺势把男人拉起来。两人在床和电视间的空地上光着脚跳得摇摇晃晃。
钟离无奈地笑，凑过去在他耳边轻声叹气：“别闹。”喝多了酒的达达利亚却不依不饶，直到一股酒劲上来把他迷回垫子上。
电影上是瀑布的巨大轰鸣，以及黎耀辉平淡的语句：“我终于来到瀑布，我突然想起何宝荣，我觉得好难过。我始终认为站在这儿的应该是两个人。”
“达达利亚。”钟离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样，唤得他心底里发烫。“可知道，为何何宝荣敢一次又一次地胡作非为？”
然后又像自问自答一样喃喃：“因为他知道，总有个人在等他回家。”
电视上响起了男主的声音：“我终于明白他可以开开心心在外面走来走去的原因，他知道总有处地方让他回去。”
头晕得天旋地转，他四下张望这个住了半年的小屋。他想起自己受伤的日子和那碗冷了又烧热的粥，还有比原版低了好多个八度的南屏晚钟。他看向身旁，那人见自己醉成这般模样，忍不住扑哧地笑了出来，带着无奈的声音说：“阁下你啊……”然后扶着自己往床上去了。
像许多老电影过场的候鸟一样，他从莫斯科南迁到这儿，第一次有了固定的地方唱歌，第一次为了一个人冲上去打架，第一次接吻，第一次和别人一起过除夕。
然后啊，然后他就有一个处于异乡的“家”了。
他嘿嘿地趁男人毫无防备把他也拽倒在床上。男人笑着爬起来，膝弯却不小心碰到某个发硬的地方——两个人都愣住了。
金色的眸子在眼前突然放大，嘴唇被轻轻咬了一下，接着是一阵令人难耐的厮磨。钟离的舌头很软，在上颚舔得痒。衣服和被子一齐滑落，那远方寺庙的钟敲了十二下。
卡着零点庆祝新年的烟火在城市上空开出好多色彩斑斓的花，一大片烟花裹挟着星夜掉下来，盖在他们身上。他捏了捏钟离软乎乎的腰，轻轻试着往更里面顶弄了一下。那人哆嗦着喘息，把头埋进自己怀里。
他深吸一口气，在怀里那人的耳边轻轻低语：
“ Я люблю тебя.”（我爱你）
第二天钟离是在年轻人怀里睁开眼的。那人肩上好大一块红红的牙印，细想才记起来是后半夜自己被弄得迷迷糊糊，那处又酸又麻又痛，神志不清下随便咬住了什么东西。想到这处，书生气的脸上烫得发红，能滴出血似的。达达利亚被灼在胸口上的热气扰醒，又抱着这人腻歪地亲几口哼唧着“再睡会儿”，再顺顺那人黑色的长发把他往自己怀里引。钟离笑着往他腰上挠，他终于清醒一些翻身把人压在身下，假正经地警告说：“再闹我可亲你了……”
还没说完，却被身下那先生捷足先登地吻了过来。缠绵许久，分开时都依依不舍。达达利亚笑着蹭了蹭钟离的颈窝装委屈诉先生犯规，却被钟离一把推开，只得不情不愿地洗澡换床单。
钟离做饭时他也不依不饶地抱在身后，活像一块牛皮糖。钟离无奈地揉揉那顶橙发，唤道：“酱油快没了，烦劳阁下去买一瓶。”
少年这才不情不愿松开手，一边踩在楼梯上准备回房拿钱一边问还要什么。
“啊，顺便，帮我寄一封信。”钟离又从厨房探出头来。“写好了在衣柜里的。”
“再买一盒避孕套。”他想了想，嘴角微微上扬，火烧云却从脸颊一路烫到了耳垂。“拜托了。”
理所当然地，他打开那个盒子拿出不久前无意间看到的英文信件，都没留意到不翼而飞的钢笔；然后从藏在吉他包的钱夹里拿出几张票子便匆忙地出门了。回来时饭菜已经摆在桌子上，钟离站在衣柜边拿着手上的信笑着问他是不是忘了带出去。
“这是写给我高中班主任的信。”他解释道，“每年春节我都给他写的，不过明天再寄也不迟。”
达达利亚愣住了，突然一拍脑门：“啊！我寄错了！”
今天的这餐饭吃得比以往任何一餐都安静。达达利亚瞥着钟离看，那人却木讷地盯着菜发呆。
“我错了，我不该翻你东西的。”
那人不说话。
“不要生气好不好？”
继续沉默。
“我亲你一下？”
“……”
“达达利亚阁下。”那人突然开口反倒把达达利亚吓得一怔。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最后还是像下定决心一样从胸腔里认真地发出声来。“我有事想告诉你。”
钟离的父母曾经是药厂职工，生活平淡而幸福。最快乐的时光是每周四的傍晚——药厂的广场上支起大屏幕，父亲把自己托在肩上，母亲站在旁边拉着父亲的手。黑白的电影看得一家三口津津有味。
父亲热爱电影，回来的路上滔滔不绝地讲镜头与画面，讲构图色彩，讲蒙太奇。小孩听得小脸红扑扑，郑重地宣布：“我长大要当导演！”女人幸福地揉揉小孩的脑袋说：“我们小离真厉害！”
然后，然后药厂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发出通告，由于经营不善，从此以后露天电影取消——父亲的电影梦碎了。
再然后啊，高二下了晚自习回家，他看见父母的车间主任趁夜色在公示栏贴了几大张白森森的下岗名单——家也碎了。
父亲一改往日的老文青形象，开始整夜整夜地喝酒，喝到眼睛红了便歇斯底里地咒骂一切——骂主任，骂药厂，骂妻子和儿子，骂他曾挚爱的电影和导演，骂外国研制新药的公司。母亲不说话，烫伤累累的手擦擦眼睛又在围裙上擦掉泪花和油花。月亮还和亮着的路灯一起悬在街上，月光灯光照得雪地黄澄澄，母亲推着煎饼车咯吱咯吱地走出药厂家属院的大门。
高三开始全面备战高考，钟离每一根神经都紧绷着。偏偏这时母亲的煎饼摊被市容管理的人砸了，几百个新鲜的鸡蛋、几百张炸得正酥的薄脆和一大锅精心调好的面糊弄得满地狼藉，几十根火腿肠咕嘟咕嘟滚了一地，被附近小学上课路上的学生们蜂拥上来迅速抢去。母亲跪着抱住那队长的小腿，胡子拉碴的男人大喊“反啦反啦！”手持煎饼铲子往头皮上扎下去，黄色的蛋液和奶白的面糊里登时混了好大一滩红彤彤的东西。
母亲进了医院，父亲也终于放下酒杯躺在陪床上。电视卖了，父亲珍藏的影碟卖了，家里就剩下那些卖不出去的，附加两张床、两个衣柜、三个人的衣裳。钟离周末去看过几次母亲，曾经温婉地与父亲牵手的女人如今整夜整夜哭得好伤心。
钟离说话素来有条有理，逻辑清晰。但那时他实在说不出安慰的话来。想也是——捧了铁饭碗大半辈子，突然一眼望得到头的工作没了，一切再从零开始。以前说出去给自己增光添彩的药厂职工的名分一下子烟消云散，换下药厂的衣裳后守着自暴自弃的丈夫和披星戴月的煎饼摊。
母亲在病房一住就是一个月。出院前一天晚上，钟离下晚自习走了和家相反的方向拐进医院。刚踏进走廊，他远远看见那车间主任提着一篮水果进去了。
走到病房门口刚想推门，他却听到了那主任的声音。“钟弟，弟妹，可想好了，当真拿着全部钱和我南下去做生意？”
母亲抽泣着没答话。父亲应该是在吸烟，发出了一声吐烟的叹息，重重咳了一下：“当真的。”
“你们家小离怎么办？”
“本来当时就是药厂门口石头旁边捡的。”父亲吸了一大口烟，很久没有说话。钟离站在外面看不到父亲，却能想到那口烟是如何从嘴里经过肺，最后从鼻腔里出来的。
“就当十七年前我没有把他捡起来吧。”
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又是怎么睡着的，钟离其实并不记得了。他只记得这一觉睡过了第二天的早课和午课，再醒来时窗外的晚霞红灿灿一大片，掉在自己眼睛里。
父母的柜子已经空了，门口是一张房屋已被出售的条子。
他站在窗边盯着太阳看，愣愣地望着它掉下去。然后眼角突然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好久都没停。
班主任知道这事时宿舍楼早已没了空床。他在钟离面前抽了根烟，说，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我让我媳妇一会儿把客卧的床铺了。
麻木地背书做题，学到手脚冰凉时他抬头看见窗外的雪花和对面楼贴春联的一家子。班主任全家在外面吃饺子，时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扎进钟离的耳膜。他揉揉背书背到头痛的脑袋，转头正好望见药厂贺新春的烟花在空中炸开。
他不属于这里，不属于可以边吃饺子边和家人看春晚的群体，似乎也不属于这个欢天喜地的日子。
他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班主任一家把他照顾得很好，高考正常发挥。1991年7月23日当天下午两点出的成绩，学校连着放了六串鞭炮。好多名牌大学招生老师被门卫大爷拦在学校门口干站着等钟离，目光几乎把高三教学楼烧出个洞。钟离和班主任坐在一间空教室里，班主任把烟掐灭，看着他拟填的志愿表。
“不去B大的实验班？”
“不去。”
“也不去Q大的经管？”
“不去。”
“确定要去Y大读导演系？”
“我确定。”
“不再想想？”
“不想了。”
“好吧。”班主任放下那张表，突然笑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只很漂亮的名牌钢笔塞到钟离手里：“加油，老师支持你。”
大学后的钟离靠着各种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经济独立，他每年新年都给班主任写信。在这所全国导演系排名第一的大学里，他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也很庆幸——自己的导师是国内电影界颇具名望的优秀导演，影评人说他“有鹰一般的眼睛，能窥破表演的一切秘密”。凑巧的是，那位他曾称之为父亲的男人在十多年前是这位导演的忠实影迷。
导师也器重这名勤奋努力的学生，频频带他出席各种酒局——参与酒局的都是业内耳熟能详的影视圈名流，或是影视行业的商业巨腕。与之相比，钟离一个本科学生与一群名人围着一张桌子，难免显得格格不入。
但那些“名流”都格外热情，勾着钟离的肩让他喝一杯，再喝一杯。然后，原本搭着肩的手却慢慢往下去了。
他抬头想说些什么，但刚动喉结便看到平日里为人师表的导师那张带着凝固笑容的脸。
那双鹰一般的眼睛死死盯着他。
死死地盯着。
再后来便是歌厅和夜店。陌生男人或女人喷吐着酒气把他一个劲往怀里引，听着令人难堪的话他只能不露声色地陪笑。普通人出生的他只晓得电影是他的乌托邦，却没人告诉过他，当时国内所谓圈子是这样的。
熬到毕业那天，他如释重负地写了一封英文申请信，把信连同自己的简历语言成绩和卡带刻录的作品集一起塞到一个信封里。信封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伦敦电影学院的英文地址。
虽说有奖学金，但在伦敦的生活费还远远不够。他打算先工作一年再考虑留学的事。
这时导师请舍友带话回来，让他下午到导师的私人工作室作个道别——毕竟跟他学习了四年，钟离再反感也还是带着一束花去了。
工作室的门外，气压低得可怕，钟离不知为何心脏跳得厉害，有个声音在脑子里喊：“别进去。”手却不听使唤地压下门把。
里面是二十多个电影业名流——和导师一样，脸上带着凝固的笑。某传媒公司总经理走过来，把钟离学士服里的领带解开。
“听说你毕业了？”那男人脸上伪装出一抹遗憾的笑，“都没好好玩过，怎么会放你走呢？——啊！！！”
坚硬的鲜花柄贯穿他的右眼，男人痛苦地用手去捂，鲜血却淙淙地从指缝流下来。钟离趁乱拉开门跑了出去。回宿舍一股脑地把桌上的东西往包里胡乱一塞，记忆再次终止。
回过神来时，自己坐在南下的火车上。他愣愣地翻了翻包，问邻座借了个火，拿着厚厚的牛皮信封走进了车厢卫生间。
他在卫生间里划开一根火柴，看火舌在信封下跳跃。但火柴始终没有凑上去，火焰顺着木柄一路向下烧伤了他的手指。
手指在条件反射的作用下松开，烧成炭的火柴掉在地上碎成几截，灭了。
钟离一口气说完，达达利亚已经坐在他对面心疼得眼眶泛红。他换上一副笑脸摸了摸少年的头说：“别想了，吃饭。”
说着给达达利亚夹了块肉，筷子在瓷碗上撞出叮叮当当的调子。钟离的声音带着涩眼的苦笑，平淡亦也沉重。
五天假期过得很快，没了工作达达利亚反倒无聊。他和钟离在出租屋里把春光乍泄看了好多遍，看着电视就往钟离身上倒去，然后抱着又闹又笑地亲在一起。钟离喘着气轻轻踹他一脚：“去床上。”
收过假那天，达达利亚趁钟离洗澡点了点。十只装的套子只剩下两个。
1999年初，几乎每个音乐台都在播朴树。达达利亚拨弄着新吉他跟着广播唱白桦林，钟离听完后拿了十六块钱去音像店买了张《我去2000年》的专辑。东南城市的冬天不见白的雪也没有白桦林，只有几只孤零零的鸽子像歌里所唱的那样飞翔。达达利亚找不到白桦树，拉着钟离走了半个小时到南普陀寺门口的大榕树下，用根红绸子写下两个人的名字绑在树枝上。
晚上钟离站在吧台里听他唱完白桦林，唱完光辉岁月，然后达达利亚拍了拍话筒。酒客们转过头看这位年轻的驻唱，他却只看钟离，轻轻笑了一声。
“这首歌献给我的爱人。”
前奏吉他弹得很快，他却弹得异常熟练——分明是第一次唱，却好像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钟离听着这曲调耳熟，直到听见唱词时，调酒的手悬在半空中不动了。
少年在唱春光乍泄。
酒客们的起哄声，火塘烧火的噼里啪啦声，厨房里老板煮花生的咕嘟咕嘟声全部融进了酒里化开不见，偌大的世界凝缩进这一方小小的酒吧。钟离金色的眼眸像海边的月亮，世界只有吉他少年和他的歌声，那歌儿一直飘到月亮上。
生活依旧简单而平淡。筒子楼附近的广东糖水店每个月去一次，要两份双皮奶却不再加芒果了。达达利亚的歌愈发丰富起来，海阔天空两三天才能轮到唱一次，春光乍泄却是每天都唱。直到他们都快忘了那封寄错的信时，城市步入了闷热的六月份。一年的租金总算是又凑到了。
达达利亚取了存折把门带上，却看见一楼落灰的信箱里躺着一封英国邮来的信。
他最终没去新房东家，把存折装进上衣内袋里，拿着信在附近的名牌大学门口叫住一名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同学，麻烦帮我翻译一下这封信。”
钟离被伦敦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硕士学位批准录取，且因为提交的作品优异被授予全额奖学金。
那名学生看达达利亚云里雾里的样子，又解释说：“全额奖学金就是减免学费和食宿书本费，相当于只有交通需要自费的。”
“麻烦了，谢谢！”达达利亚激动地给那学生鞠躬，那学生却摆摆手：“不谢哈！你朋友真是厉害，从英国留学回来那可就前途光明了。”
“他当然厉害！”达达利亚笑得骄傲，反倒像是自己考上了一样。他拿着信封回到家正碰上钟离把午饭煮好。
拿到那封通知书的钟离却没有像达达利亚预想中那般狂喜。他把那些印着英文的纸全部看了一遍后，连同着漂洋过海的信封一起锁进小箱子里。
“下午我和阁下一起去签订租房契约，留学便……不去了。”
冰锥扎在达达利亚心上，又冷又疼。他摇晃着钟离的肩膀，小盒子摔在地上，几十张纸洒出来落了一地。
“不要你当导演的梦了吗？”
“不要了。”
“不要你的前途了吗？”
“不要了”
“那你到底要什么啊！”达达利亚气急，紧紧抓住钟离的肩，声音都在颤抖。
然后，他听到了一声回应。
很轻，很轻。
“我要你。”那双金色月亮一样的眼瞳正看着自己。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决绝果断。“达达利亚阁下，我只要你。”
房到底是没租到手，达达利亚让钟离再多想一段时间，便把存折藏进了吉他里。
一个月后，刘哥最后一次和他们聚在一起。
上完最后一场夜班，刘哥抬出一盘炒肉片和三碗米饭，说，吃吧，最后供一顿早饭，我们就散了吧。
酒吧倒闭了，账单连同着刘哥的梦一起埋葬。就像达达利亚的歌喉压不过隔壁酒吧的立体声大音箱一样，刘哥的满腔情怀最终没有敌得过商业化流水线般的营销。
“我女儿上大学了。”刘哥再次将酒杯里的酒液一饮而尽。“要钱供她读书。可是酒吧已经很久没赚到多少钱了。”
“八点火车到了我就要南下。电子厂招工，一千块钱一个月。我得让我家妞妞读大学，可别像他爸一样没出息。”
他看着其他两个人自嘲般笑，笑声却渐渐带上呜咽的气息。四十多岁的男人面对着开了二十年的酒吧，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最后一次从酒馆走出来，两个人都一言不发。白色的浪花跳跃着奔向礁石，被砸得粉身碎骨直至消失不见。他们沿着海一直走，从清晨走到黄昏，绚烂的晚霞把白浪染成红色，血红的一片。
直到太阳落下去，达达利亚才从口袋里掏出东西来——是没剩多少钱的存折，一盒全新的《春光乍泄》，和一张明天凌晨飞去伦敦的机票，购票时间是半个月前。这些东西被一股脑地塞进钟离手里。
“那阁下你怎么办？”这次钟离终于没有再拒绝。
“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少年勒紧了吉他包的带子，声音淡淡的。“我买了票，办了护照，去香港。”
那里有黄家驹的海阔天空，有张国荣的春光乍泄，有李克勤的红日；那里载得动少年的音乐梦。
一直走到火车站，距离发车只有半小时，星星映在少年眼里。人潮攘攘间，他突然转过身抱住钟离。
他们吻了最后一次。直到少年的背影消失在人海里，钟离才发现自己脸上湿漉漉的。
兴许是少年的泪水，也兴许是自己的。
2000年7月，钟离毕业后在导师的邀请下，留在英国协助导师拍完了一部成功的电影，导致回国的时候已经是12月了。这次拍摄拿到的报酬正好够回到那座城市买一套小公寓。
他在学校接到过一次达达利亚寄来的东西。那天是中国的春节，小小的国际邮件放在学生服务中心，被热心的意大利室友顺手给取回来。
繁体字写的信，兴许是请香港当地人代写的。说自己现在在香港过得滋润，说总能接到些商场的演出，说和几个一起商演的朋友组了个乐队，自己是主唱；最后说春节那天要给他一个惊喜。随着信寄来的还有一张自刻录的CD碟片，钟离把碟片放进光驱，吉他声伴随着达达利亚唱春光乍泄的声音流进耳朵里。
他听了一整夜后写完了很长的一封信，按着信封上的地址寄回去后，却再也没收到回信。想来也是，国际邮费贵得吓人，在香港卖唱的穷小子哪能那么奢侈。
他拒绝了导师让他留在英国和自己一起发展的邀请，直奔香港找着那信封上的地址去了。
深水埗在九龙半岛西北部，巷道间满是腥气的海鲜味。沿着窄巷子左拐右拐，转进一个死胡同。死胡同尽头是达达利亚留下的地址。
一栋很老的建筑，墙外体还有烧焦的痕迹，整栋楼显得摇摇欲坠，和当初在海滨路的那栋筒子楼烂得相差无几。
“您好。”他叫住了一个下楼的青年，问：“请问这栋楼里是否住着一位名为达达利亚的异乡年轻人？”
那青年瞟了钟离一眼说，和我来。
他带着钟离走进了二楼的房间，房间的好大一片地板和墙面明显被火烧过，焦糊一片。他从床下取出一个吉他包放在钟离眼前，然后在吉他包里摸出一张机票递到钟离手里。
“……他逃下楼的时候只背了这把吉他，机票是在他左胸前的口袋里放着的。”青年用不算标准的普通话喃喃道。“他唱歌真是好好听。”
那是2000年2月3日飞往伦敦的机票——除夕的前一天，腊月二十八。
出租屋的二楼有三间房，住着乐队的六个年轻人。那天晚上乐队的其他少年们商演赚了些钱，一同去台球室玩耍。达达利亚却推辞道自己第二天一早要乘飞机，便独自留在出租屋收拾行李。凌晨一点，年久失修的电线断开，木结构的房子被电火花一燎便烧了起来。
行李收拾了一半被烧得只剩灰烬，少年抱着吉他向下逃去，通往一楼走廊的楼道门却被包租婆家的小孙子贪玩上了锁。
达达利亚没被火烧到皮肤，他是被漫下来的黑烟活生生呛到窒息的。
钟离在那座城市安顿好自己的影视工作室，拿到小公寓的钥匙时已经是一月中旬了。达达利亚一直想要这样的小公寓——有独立的厨房，有大一些的床，客厅里摆得下沙发让他盘腿坐在上面唱歌。
公寓买在海滨路，透过落地窗往外能看到海。年货街又摆了起来，满头华发的老大爷用金色的毛笔在红纸上写“金蛇狂舞”。
原来又要过年了。
他去了一趟南普陀寺，两年前写的红绸带还系在榕树的枝丫上被海风吹得晃荡。有人在他心里唱白桦林，唱奔赴沙场的战士和守在家乡的姑娘。
除夕那天他躺在沙发里看春光乍泄，用的是分别前达达利亚塞给自己的碟片。彩色的大电视显得伊瓜苏大瀑布更宏伟，电视里的声音也不掺呲啦啦的电流音。赶在菜场闭市前，他买了一小块腊肉，一小包熟食，还买了一盒做好的粉蒸肉。回家路上路过曾经的小酒吧，却已经被周围的商业酒吧吞并。商业酒吧不需要驻唱，只需要八个立体声大音箱和几张CD；调酒师在里面胡乱晃着杯子，技术之拙劣肉眼可见。
他站了一会儿，进去买了一瓶进口的烈酒。99年的时候50块一瓶，现在价格翻了一倍不止。
腊肉照常一半加了辣椒炒，一半煮成火锅。抽油烟机忘了开，辣椒爆香的烟子呛得钟离流出泪来；电视忘了关，依然在放春光乍泄。做完饭的时候已经放到了快结尾的地方。
就像黎耀辉望着瀑布一样，他看着满满一桌子菜，想起喝醉了酒的少年和他们心心念念的新屋子。寺庙的钟敲了十二下，烟花在空中大片大片地开，却再也不会和星夜一起掉在那少年的身上了。
“我始终认为，站在这里的应该是两个人。”
吉他包挂在房间最显眼的角落，里面装了少年的机票护照和雅马哈的41寸吉他，还有一盘钟离在1999春节后买的《我去2000年》的卡带。
卡带的主人永永远远住在了21世纪开篇的第34天。
钟离往对面的空碗里夹了一块粉蒸肉和一片腊肉，平静地说：“新年快乐，达达利亚阁下。”
他发现自己还是改不掉说话文绉绉的习惯。
抬头看向落地窗外，海水里落满了星子。白浪在寒风的裹挟中从海里冲上沙滩，然后击在礁石上粉身碎骨，消失不见。
白浪本就应该与风融为一体，而不曾拘泥于大海。
恍惚间他远远地看见海平面的浪尖似乎驮着一个橙发少年，乘风破浪向他奔来。
——end——
我哭的死去活来
可恶老师太牛了我自愿再被刀一次